笔记：近体诗的格式（19）

——小议四拗三救

******************************

    七、小议“四拗三救”等的真伪

    关于拗救的理论中，现在在网络上还流传着什么“四拗三救”（五言）或“六拗五救”（七言）之说。这个说法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律句中的头节或腹节的后字出现了拗，可以用改变对句的头节或腹节的前字的平仄来救。

    例如某人在他的大作《****》中说：

    格律诗创作中，出现出律之处，可以拗救（自救或对句救）。书中举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出句第四字应该用平生（原文如此）字，用了仄声‘不’字，出律了。于是对句第三字应该是仄声字，改用平生（同上）字‘吹’，在他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四拗三救”。

    这个例子，懂得一点格律诗知识的人都知道，它和拗救毫无关系。

    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诗，用平水韵检测，完全合格。其中，‘不’字，在四声字‘尽’的前面，本来就应该读二声（一七八不变音同，四声前面读二声），是平声，并没“出律”；而‘吹’字，在“平平仄仄平”句中的位置，是可平可仄的，用平声字本来是正常的。这就是说，该诗并没有‘出律’的情况，因此也就不存在用了什么“四拗三救”的拗救的问题了，更不能以它为据，就证明了“四拗三救”的存在。

   我们知道，王力教授是在阅读、分析了大量的唐诗之后，才总结出了他的“拗救”理论。可我们这位先生，居然在他并没读懂的一首古五律中的莫须有之错，就立即创造出了“四救三救”的新理论，这让我们不能不震惊：这位先生果然是天才、奇才、鬼才！若不，何以敢如此的匆匆立说？可是，这“说”能站得住脚吗？我看未必。

    关于“四拗三救”之说，也许有人是来自古人的诗中存在有特殊律句的情况，他认为，这种“拗救”，就是“子类特殊律句”的那种情况。

    其实，关于“子、丑类特殊律句”，究竟应该看成是“特殊律句”，还是看成是“来自于246字中的拗”，还没有定论；更不能因为有特例（仅限于b式句和aB式联中）的存在，便把它们推而广之，借题发挥，搞什么“四拗三救”或“六拗五救”的那一套拗救说。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附带条件的这样拗起来——13456字的平仄都可以不论的话，那还存在什么格式的问题了吗？

    譬如一个仄起仄收的律句，标准的情况下的平仄是“仄仄平平平仄仄”，若4字出现了拗，用了仄声字，而3字5字是可以不论的字，那当然都可以用仄声字了，这样出现的句子，竟然是一个全是仄声字的句子！那这还是一个近体诗的句子吗？

    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四拗三救”或“六拗五救”之说，纯粹是胡说八道，是根本不懂得近体诗的理论的。

    近体诗的核心理论是“节奏点上的字，必须平仄分明”，且平仄必须是平仄相间或交错，这样读起来才有抑扬顿挫、琅琅上口的节奏感与和谐，这是近体诗的精髓。如果有人想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或者是想出出风头、哗一下众，想吸引一下别人的眼球，就随意创造一个说法，就把近体诗的理论进行了彻底地颠覆，那不仅是不可能、而且是很可笑的！

    再进一步说：《诗律学》中，之所以介绍了“子、丑类特殊”律句的存在，是尊重历史事实，是为了向读者们介绍在历史上格律诗的格式的发展变化情况，让我们知道格式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曾经出现过哪些“小插曲”。他没有无视这些小插曲，也没把这些小插曲当作一种正式格式向读者提出来。这表明王力教授在从全面的历史研究中，经过对大量知识的非常严肃地实事求是地筛查、比较之后，才去粗取精、主次分明地写在自己的论著之中，这是作者的文风的科学、严谨和负责。

    我们能够轻松地想得到：如果作者想把它当作是“拗的一种”（如“丁种拗”、“戊种拗”、……）写下去的话，这不是作者的思维或笔力所达不到的东西，而是感到：不应该、不需要把自己的理论体系，弄得前后不相容。       

    个别人想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再发展一下、添加点什么，那只能是画蛇添足，没有任何价值的，这不仅是个别人的自恋或不自量，在客观上却有可能把近体诗的格式和拗救理论，引向混乱、随意而最终毁掉近体诗，因而是极端错误的。

    《诗律学》中，明确地告诫我们：“……总之，像上面这些二四六用拗的例子并不是律句的正则；它们极近似于古风式的律诗。初学诗的人应该先求平仄分明，绝不能因为弄错了平仄而以此为口实。”

    这里我们看到，王力教授已经早就预见到了，有些人可能会利用在古人诗中有特殊律句存在的事实，而借题发挥，乱搞一气，从而为自己的错误开脱，想使之合法化，所以事先就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由此可见，这种荒谬的说法的出现，是有它一定的必然性的，甚至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都是不足为怪的。然而，我们的眼里揉不得沙子，错的就是错的，伪装必须扒去。

笔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