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宋·司马光）
得人者成 失人者败
当今乃大变革之时代，大潮奔涌，势不可当。世人很难以不变应万变。在位者谋其政，不在位者谋其道。然所谋之成败，在人而不在天。纵观我国千年的历史，杀伐征战，治国安邦，都离不开德、才、学、识兼备的人才。所谓：“百万之众，不如一贤”，的确如此。所以，历代的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安定昌盛、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都是求贤若渴，非常重视人才工作的。战国时期的燕昭王为强国不惜千金筑台以延请天下名士；三国的曹操为统一大业多次下《招贤榜》以招揽各方人才……。这样就涌现出了大量的德才兼备，学识渊博的风流人物，在风起云涌的历史舞台上，他们的真才实学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为后来的历史提供了宝贵和丰富的经验
“纵酒疏狂不治生，中阳有土不为耕。偶因丧乱成功业，更向翁前与仲争。”这首明朝诗人的七绝，是咏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公元199年2月，未央宫建成于长安，汉朝从洛阳迁都长安，高祖刘邦在此举行开国盛典，在这样隆重、严肃的庆典上，刘邦捧酒至其父前：“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意思是：如今我成就的产业和二哥相比谁多呢？活脱脱地一副无赖顽劣之相。刘邦和项羽不一样。秦始皇出巡被二人同时所睹，出身寒微的刘邦被其显赫的皇权气势所震慑，极其羡慕的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被鲁迅先生嘲讽为“没出息”。而出身楚国贵胄世家的项羽则豪气冲天的说：“彼可取而代也！”然而几年之后，刘邦竟真的取代了项羽想要取代的秦始皇，成了汉朝开国之君，何也？刘邦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对自己的成功倒是有一番总结和评价：“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这就是刘邦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原因所在。他能知人善任，很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胸怀。他与项羽作战虽屡战屡败，但身边有张良、萧何、韩信等众多谋臣战将的辅佐亦能屡败屡战，取三秦，下齐城，最终击灭项羽于垓下，成就了千古之帝业。而项羽却自命不凡，“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以至四面楚歌，自刎乌江，成一代末路英雄。这千古之胜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借鉴呢？
高瞻远瞩 把握机遇
公元前630年，晋秦联军围郑。兵临城下，郑国国君郑文公情急却不知退敌之策安出。佚之狐向文公推荐烛之武：“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文公从之。而烛之武却以“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为辞予以回绝。这是他在埋怨国君未能及早重用自己。文公曰：“吾不能早用子，近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烛之武遂夜入秦营密见秦国国君，利用秦晋之间的利益矛盾，对秦君动以情理，晓以利害，终使秦君单方与郑结盟并撤军。晋君无奈，也随后罢兵，解了郑国之危。从这点看来，烛之武是有才干的，虽曾对自己的不遇有所抱怨。他似乎不明白，一个人才能的体现和发挥，是不能离开一定的条件、环境和机遇的。当历史尚未向某个人提供特定地充足条件时，即便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人，也不太可能有所作为的。如战国时的毛遂，在赵国平原君门下为客三年，“未有所称颂，未有所闻”，但当秦军兵围邯郸，赵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的危急时刻，毛遂方脱颖而出，自荐随行使楚，在楚国，他机智果敢，折冲樽俎，迫使楚王发兵救赵，出色的完成了合纵抗秦的使命。这就说明了时势造就英雄，而英雄则须顺应时势，利用宜时的环境和条件，方能淋漓尽致的发挥自己的才干。否则，不但一事无成，还会一败涂地。
晋代名士阮籍，乃“竹林七贤”之一，颇有些才干和抱负。但他在当时曹魏、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处于微妙之境地，为避祸保身，他纵酒谈玄，任诞不羁。居母丧中，仍饮酒狂歌，“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即使是在晋文王司马昭座前亦大进酒肉。此违背“礼教”、大逆不道之举，令司隶何曾甚是不满，当场进谏司马昭：阮籍“宜流放海外，以正教风”。可阮籍不仅“饮啖不辍，神色自若”就连“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昭亦护佑阮籍，训斥何曾。这就是阮籍，他明了时事，知道如何利用与统治者的微妙关系来独善其身。阮籍的这种洒脱狂放、狷介豪迈的风格为时人所倾倒。东晋的韦高，对阮籍是仰慕至极，在他母亲的丧事中，他也效仿阮籍，不居丧礼，饮酒抚琴，不想却遭来世人之责骂。素“以风教为己任”的古成诜更是怒发冲冠，“持剑求高，欲杀之”。 吓得韦高抱头鼠窜，仓皇逃匿。韦高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成了笑柄。
高瞻远瞩，看清形势，是把握自己的关键。解放思想，冲破束缚，敏锐地抓住历史机遇，这更是至关重要的。机遇，千载难逢，稍纵即逝，抓得准，抓得住，就能在历史的舞台上纵横驰骋，大显身手。抓不准，失掉了，则遗恨终身，为后人所叹。
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改朝换代时期里，精英云合，豪杰雾集，捷足者先登，而韩信则是其中佼佼者。自被汉王刘邦拜为大将军后，韩信就在楚汉相争的辽阔战场上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攻必克，战必胜。当其率军败楚平齐，自封齐王时，他手中已握有天下精锐之兵。此时的刘邦正被项羽兵困荥阳，日夜盼望韩信的救援。楚汉将成两败俱伤之势，刘邦的命运已悬于韩信之手。韩信啊，应该怎么办呢？他已处在“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的境地，“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历史瞬间就向韩信提供了不可复得的大好机遇。此刻，若他能以齐为根据地，聚集力量，坐视楚汉的争斗，选准时机，提兵殄楚灭汉。顺应历史潮流，结束割据，统一海内，怎会有后来的悲剧呢！韩信毕竟是韩信，他思想狭隘，不具备刘邦那样的政治战略眼光与韬略。破楚之后，先被刘邦袭夺兵权，后擒于陈，爵位一贬再贬，最后竟被吕后斩于长乐钟室，夷其三族。一代英豪，落个这样悲惨的下场。
“大江东去，浪掏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们为韩信和千千万万地悲剧英雄而感叹。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人民是创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所以，评价历史人物是不以成败而论的。人都是生活在特定地社会环境里，有这不同的文化素质和背景，受着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我们站在现在的立场上、以现代的观点评论古人，而以后的人不是也会以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来评论我们吗？我要说的是：若要干一番事业，机遇是很重要的，但思想的解放是起先导作用的。要学会借鉴历史教训，总结历史经验，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努力克服社会环境造成的局限。被封闭和束缚思想的人，本事再大也不会把握住机遇的。
水至清则无鱼 政至察则无人
人才都不是天生的，他们具有的出众的学识和才干，是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社会斗争实践积累而成，并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来。这里就有一个用人的观念和方法问题了。人才不是神，他们有自身的某种缺点，他们有失误，他们也会犯错误。作为领导者如果只知利用人才而不知爱护他们、保护他们或者只看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那样，就必然会伤害人才，甚至还会失去人才的。
汉文帝刘恒在位时，北方的匈奴入寇掠地，为汉朝之大患。一日，文帝与中郎署长冯唐议论起战国时抵抗匈奴的赵国名将廉颇、李牧，心生感慨：“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冯唐却回答：“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文帝听罢非常恼怒，起身离座而去。过了很久才召冯唐入见，并责备他说：“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冯唐对文帝说：我听说云中郡守魏尚与其将士同甘共苦，抵御匈奴，使匈奴闻风远避，不敢近云中之塞。可却在一次战役之后，因上报杀敌的数目与实际只差六个，陛下就将其撤职严办。边防将士，离家从军，终日力战，只知杀敌报国，他们哪知“尺籍伍符”之类的军法条令？对他们的战功，朝廷未能有所奖赏，可稍有过失就必定会以刑法去制裁，“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文帝听罢，当即令冯唐持节赦免魏尚，复为云中郡守。并任冯唐为车骑都尉。
作为一代有作为的封建君主，汉文帝刘恒能从善如流，知过必纠，这是难能可贵的。他在位期间，汉朝逐步走向了鼎盛。这则典故也给后人留下了启示，看一个人要看其长处，看主流。就如东汉军事家班超所说：“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此方为正确的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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