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山将军传略（下）
冀中汉
孟庆山在冀中党组织的帮助下组建了一支六七万人的人民武装，号称十万河北游击军。这支部队的人员主要由冀中的农民组成，但也有一部分是收编的地主武装和杂色武装。兵员比较复杂，远远不如孟庆山原来所在的红军部队。所以，孟庆山在队伍组建后不久，一边带领这支年轻的部队勇敢地同鬼子、伪军作战，一边利用一切机会对部队进行整训。他把红军的战略战术、纪律、条例、传统向游击军部队进行宣传教育，部队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他率领游击军转战在广袤的冀中平原、同日本侵略军、伪军、土匪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同时，与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冀中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扩大。日寇占领平津保之后，国民党军队都逃跑到了南方，冀中的一些地方政权被一些恶霸、劣绅甚至汉奸把持着。孟庆山遵照党的指示，率领他的部队，把恶霸、劣绅、汉奸把持的政权夺了回来。
高阳县城是一座历史古城，日军占领保定后，一个叫尹松山的人占据了高阳县城并成立了保安团，在高阳县拉夫催款，鱼肉百姓。孟庆山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曾写信给尹，劝说他步入到抗日的道路上来，不要与人民为敌。但尹松山不但不听劝说，反而把送信的一名共产党员抓了起来，准备杀害。孟庆山闻知后，非常生气。经游击军其他领导人商量，决定武力夺取高阳县城，消灭尹松山和他的保安团。他派人通知吕正操率领的人民自卫军，请求炮兵部队支援攻打高阳县城的行动。孟庆山把队伍拉到高阳县城墙下，制定了攻打高阳县城的计划，准备武力攻取县城。当地的群众听说要攻打祸害他们的尹松山保安团，准备了云梯和饭菜，支援攻城的游击军部队。
下午，攻城部队一切准备就绪，炮兵准备射击。为避免城里老百姓受损失，孟庆山让炮兵将炮弹卸去了引信，实际上等于用一块铁疙瘩去砸敌人。开始射击前，有人拉开嗓门喊到：“第一颗炮弹不爆炸，让你们看看准头？”只听“轰隆——吱——”一声响，炮弹飞向城门，还真准，一下子把城门楼砸了个窟窿。城下的部队士气大振，高呼“好哇——！再来一个响的！”
守城的保安团官兵大都没有打过仗，一看这阵势，个个吓得抱头鼠窜，溜下城墙，跑出工事，生怕来一个爆炸的炮弹。趁此机会，战士们将云梯靠上城墙占领城头，然后下去打开城门，部队像潮水一样涌入城里。尹松山和他的特务营及高阳县保安队，占据了南大街商会大楼负隅顽抗，但很快就被游击军攻下。战斗中，几名游击军战士不幸牺牲，这更加激发了大家的愤怒，经两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尹松山和他的卫兵跑到教堂，被游击军俘虏了。整个战斗中收编、俘虏7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近千支。
大队人马进城了，孟庆山带领游击军司令部人员驻进了商会大楼。
第二天，午后三刻，尹松山被绑到西关的旧法场执行枪决。枪毙了尹松山，群众的抗日情绪达到了高潮，各界人士纷纷找孟庆山表述衷情。一些青年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参军。
孟庆山夺取了高阳县城后，在保属省委领导的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有一天有人来报告：上级派人来了。
正在乡下发展队伍的孟庆山，立即骑马返回高阳城。在高阳县衙门，孟庆山见到了晋察冀军区派来的孙志远（解放后任三机部长）。正在屋里写电文的孙志远说孟庆山来了，赶紧出去迎接，几乎撞了个满怀。孟庆山高兴地说：“你是聂政委派来的？”孙志远老远伸出手：“你是孟庆山同志？”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孙志远的到来，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他是人民自卫军和冀中地方党迅速与晋察冀军区取得联系的开始。对于人民自卫军党的政治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来不久，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的电台便与晋察冀军区A—051（代号）沟通了联系。接着，又与八路军总部F—151台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收音台也开始抄收延安CSR的新闻电讯。冀中党组织的一些情况，也可以通过他们向上级反映了。
孙志远自我介绍：“我叫孙志远。晋察冀军区已经成立，聂荣臻是司令员兼政委，现在军区机关已经转移到了阜平县城。”
孟庆山一听红1军团的聂荣臻政委到了阜平，成立了军区机关，知道军事形势会发生重大转折。苏区反“围剿”时，聂荣臻是红1军团政委，孟庆山在他手下当副团长，聂荣臻在中央的地位，他是清楚的。现在中央把聂政委放到敌后，显然加强了对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
两人先在孙志远的住处谈了很久，因都是常年在党内生活的同志，谈起来格外亲热。孟庆山离延安三四个月了，和中央间断了联系，觉得闭塞得很。他迫不及待地问了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人的身体怎样？国内的形势、国际上的形势……孙志远把自己能说上来的情况及在晋察冀军区听来的一些情况，简单地讲给他。通过孙志远的介绍，孟庆山了解了很多自己不知道的重要情况。
1937年11月8日，太原城失守，侵华日军占领了华北的大部分铁路和公路，晋察冀三省地区被分割在敌后，国民党军队和当地政府几乎全部逃走，这标志着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面战争已经结束，民族危亡的大潮把共产党和八路军推到华北抗敌的最前沿。红军改编的第115师，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参加了平型关大战，于10月底转移到五台山地区。就在这段时间，第115师领导收到了中央电报，指示成立晋察冀军区。电报中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
与高阳近在咫尺的万安村里，孟庆山的老父亲孟宪耀听人们纷纷传说，儿子孟庆山当了司令，驻在高阳。他有些半信半疑，可老伴总是淌着眼泪催他：“去看看吧，也许是他回来了。”经过再三催促，他和三儿子孟庆三徒步奔向高阳县城。
经过打听，知道司令部驻在高阳县商会大楼，他们就找到那里。门口，有两个站岗的，孟宪耀有些胆怯，犹豫了一下才上前问：“老总，孟庆山在不在里面？”
大个子哨兵瞟了他们父子一眼警惕地问道：“你找他干什么。”
小个子哨兵仔细看了看他们，觉得他们和孟庆山有些相象，就笑着问：“你们是孟司令的什么人？”
“俺、俺是孟庆山的爹，这是他弟弟。”孟宪耀赶紧回答。孟庆三也赶紧补充：“是，是。”
小个子哨兵向里喊了一声：“传令兵，孟司令的爹来了！”一个传令兵跑来，把他们领了进去。
在一间大房子里，孟宪耀见到了儿子孟庆山。孟庆山一身戎装，腰挎手枪，雄壮威武，使他几乎不敢认了。孟庆山与父亲、弟弟唠起家常，并说抽时间回家看望母亲。
1937年12月，孟庆山专程回万安村看了母亲。他是骑马来的，带着3个骑兵警卫员。母亲见到他，倚在门框上无力地哭了，他将母亲搀到屋里坐下，劝着：“娘，我这不是回来了，你别伤心。”
母亲抚摸着他下巴上的胡茬子，哭着：“你走时候才十几岁，一走十几年，胡子都这么长了才回来……”
孟宪耀到外面把3个警卫员叫进来，屋里又黑又窄，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他一边连连道歉，一面去抱柴禾烧水，被警卫员拦住了。孟庆山看到家里只有两三个露棉花的破被子，炕又小，没法让警卫员留宿，就打发他们回高阳县了，他自己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就返回了高阳，这是他回到冀中后第一次回家，他是最后一次回家。
孟庆山回到高阳县城不几天，高阳县城就遭到了日军飞机轰炸。据情报，这里轰轰烈烈发展抗日武装的情况，引起了日军的重视，他们拟定了强击高阳、安新两县的计划。河北游击军司令部转移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孟庆山也深深感觉到：要想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必须得有一个相对的“后方”，即根据地中“根据地”。经反复考虑，决定把这个“后方”建在肃宁、河间县一带。他立即写信给第一路军总指挥徐佩坚，请他速来商议。
却说徐佩坚正在滹沱河北岸整顿部队，秣马厉兵，这天接到孟庆山的信，看毕，遂叫来参谋长田同春，秘书长吴庆城一起商量，将有关事宜托付给他们。自己带着警卫员，星夜骑马奔高阳，面谒孟庆山。
在高阳县城，孟庆山和徐佩坚商量了游击军转移的问题。
1937年12月下旬，孟庆山率河北游击军军部及第1师3000多人，浩浩荡荡南迁到了肃宁县境。当晚，孟庆山率游击军司令部进驻肃宁县城，在那里，受到当地各阶层人士的夹道欢迎。部队分散住在附近村里，各团派专人号房子、筹给养，所到之处，秋毫无犯。
孟庆山和游击军在肃宁、河间一带收编联庄会、消灭土匪武装、巩固后方的时候，几乎天天与安新、高阳方面联系，了解情况，指挥战斗。
1938年1月，保定的日本鬼子分两路，一路千余人，沿高（阳）保（定）公路向高阳进攻。一路向东，穿过太阳、南孙庄等村，直取当时的安新县政府所在地安州。在高阳的河北游击军参谋长阎九祥是前线总指挥，在接受孟庆山的总部署后，即开始调兵遣将前去堵截。阻击战斗并不顺利。由于部队战斗力比较薄弱，部队有一些伤亡。
孟庆山当夜得到战况报告，继续调兵遣将给予支援。
第2天一早，鬼子再次组织攻击。这次非常凶猛，坚守的河北游击军部队全力以赴顶住，并源源不断得到疾驰而来的各抗日武装支援。战斗持续了4天，敌、我双方都有大量伤亡。第4天，日军又出动飞机轰炸，孟庆山知道游击军坚守了4天，已属不易，遂下达了撤退命令。参加阻击的部队接到命令后，分头去河间、肃宁找孟庆山和河北游击军司令部。高阳城里的部队、机关和群众已撤走，这样，高阳城失陷于日寇。
另一路进攻安新的日军进展也受到了游击军的有力阻击，并有很大的伤亡。但我防御部队武器极差，只有“老毛瑟”“汉阳造”和“老套筒”，反击日军进攻的能力很差，在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之后，只得撤退。日军总算占领了安新县城。
日军占领安州后，大部分参战日军调向主战场，又从冀东殷汝耕伪政府抽来700多皇协军加强安州的防务。但安州附近抗日武装繁多，将其团团围住，经常发动袭击，吓得他们日夜紧闭城门，整天提心吊胆。敌人无奈，两个月后撤出了安州，一部分调到平汉铁路两侧，一部分去增援高阳县城这个嵌入冀中的“钉子”，以利今后分割、侵占冀中。河北游击军也调整了部署，将高阳城围住，把敌人压迫在城圈里。敌人从安州撤退时，河北游击军部队曾去膳马庙打伏击，虽不太成功，但敌寇已初步感到了冀中军民的厉害。
此后，游击军在冀中地区单独和配合八路军其他部队又打了许多次大仗，为抗日战争和中共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7年底，人民自卫军被聂荣臻调到太行山里整训了两个月，1938年2月返回了冀中。为加强保属省委的领导，晋察冀边区党委派鲁奔来到冀中，负责地方党的工作。
当时河北游击军司令部驻河间，保属省委的大部分成员在肃宁，孟庆山则带着一部分部队驻到了两县之间的一个小村里，听到晋察冀边区党委派人到肃宁的消息后，孟庆山立刻在警卫连的保护下骑马奔赴肃宁县城。
到了肃宁县城，首先见到了河北游击军政治主任侯平，侯平已从侧面听到了河北游击军第3路军被人民自卫军整编的消息，十分生气。他一见孟庆山的面就喊起来：“第3路军是以咱们地方党为主发展起来的。人民自卫军有什么权力强行收编，这是抗日队伍，不是土匪！”
孟庆山愣了一下，自言自语道：“不会吧？我怎么没听说……”
“你去问问吧，边区来的同志讲的。这么下去他们还不把咱们吃掉？不行给下面发个通知，他们再随便收编就回上几枪，他们敢开火咱们就敢开火！”
孟庆山说：“以大局为重，以大局为重！”他虽然劝着大家，但对人民自卫军在山里整训情况和回来的任务并不清楚，对于他们收编第3路军的经过也不了解，不知整编过程中有无过火行为。正在思考，吴建民从后院走来，看到他，高兴地说：“老孟，边区的同志在里面等你。”
在他的指引下，孟庆山见到了鲁奔。鲁奔是陕北红军的，长期在陕西省委工作，很有经验。他热情地和孟庆山握过手，递上了介绍信，先是介绍了人民自卫军在山里整训情况、返回冀中经过，又简要传达了聂荣臻和中共北方分局的意见：一、保属省委改为冀中区省委，河北游击军主要部队与人民自卫军统一改编为八路军野战部队。二、争取团结改造其他武装共同抗日，如联庄会等。三、河北游击军第1路军、第2路军和第5、第8支队由晋察冀军区改编、调动。
听了鲁奔传达的北方局指示后，孟庆山立即召开了军地负责人联席会议。听取鲁奔向大家传达北方局和聂司令员的指示后。鲁奔把上级的指示说完后，会议沉默了好久。参加会议的干部们大多是冀中的老党员，对于这种方案，从感情上难以接受。看到会议开成这个样子，孟庆山、张君先后发了言，认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要无条件执行，以大局为重。他们的话带动了大家，会议最后决定坚决执行上级指示。
1938年初，冀中的抗日力量在迅速发展，平汉线西部的冀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聂荣臻司令员一同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杨成武，健全、发展了第1分区，武装力量控制了易县、满城、徐水、涞源、涞水等县。第1分区部队大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斗力强，作风好，到易县地区后，首先碰到的麻烦就是孟阁臣的第7路军和赵玉昆的第10路军，他们虽然受了孟庆山的委任，但因“山高皇帝远”并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各自掌握着几千人的队伍，打着抗日的旗号，大发国难财。杨成武到易县后，曾派政治干部去孟、赵二部做工作，但时间不长就赶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电报请示聂荣臻司令员怎么办？聂司令员又发电报向孟庆山寻问，孟庆山经反复考虑，电告聂司令员：“孟、赵二部如不服从领导，可强行收编。”自此，河北游击军就与第7、第10路军断绝了联系。
不久，杨成武率部在北娄山村解决了孟阁臣的第7路军，其部5000多人大多转入抗日队伍，孟阁臣本人则被押到晋察冀北边区，处决于阜平县。同时，通过宋学飞做工作，改编了赵玉昆的第10路军5000余人。在抗日斗争的大浪淘沙中，赵玉昆、宋学飞二人走了不同的道路，赵玉昆在1940年因形势残酷，率200余人投敌，沿路屠杀我党干部，摧毁我路东办事处，跑到易县城里当了汉奸保安队长。
1947年他隐姓埋名跑到北平潜伏起来，妄想逃脱人民的惩罚。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抓获枪毙。而宋学飞解放后经过连年战争的考验，成为解放军华北军区的高级干部。
孟庆山将部分部队交出去之后，整日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奔走在河间、肃宁、蠡县一带，一方面组织力量加强对安新、高阳的日寇进行包围、压缩，一方面做整编部队的思想工作。当时的河北游击军里已纷纷传言“省委投降了老吕（正操）”“老孟太软、太窝囊！”一些汉奸和坏蛋趁机造谣，挑拔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的关系，使两支队伍的关系有些紧张起来。
这天下午孟庆山骑马到第1团驻地，途中休息，两个警卫员去溜马，孟庆山一边在路边喝水，一边注意四处看，忽然看到一个货郎鬼鬼祟祟在看他，好像有什么企图，他立即把手插进口袋里，握住手枪。说时迟、那时快，货郎一下子从担子里掏出手枪。孟庆山没有来得及掏出枪，在口袋里一挑“砰”地先开了一枪。慌张的货郎“叭、叭”打了两枪，返身而逃。子弹从孟庆山耳边呼啸而过，他下意识地一弯腰，同时从口袋里拽从枪，那个货郎一溜烟跳进沟里逃跑了。
这时警卫员听到枪声，喊到：“有人打黑枪！”说着一齐跑了过去，警卫员冉子乐迅速搀着他的胳膊，着急地叫道：“孟司令，快走！”另外两个警卫员直扑土沟。孟庆山甩开他的胳膊：“慌什么？没事！”说着，用枪口指着远处：“去吧，和他们一块搜搜，看怎么回事。”冉子乐看了他一眼，见他没受伤，才放了心。
这时，村里的部队听到枪声，以为孟庆山这里出了事，团领导带着几十个人跑来了，冉子乐看到村里的部队出来了，这才放下孟庆山去搜查。
第1团的领导来到他身边，气喘吁吁地问出了什么事，他简要说了几句，命令他们赶紧包围搜查。部队和他的警卫员搜到天黑，也没见到个人影，只捡到了几个子弹壳。看树下的烟头，知道刺客已在这里等好久了，显然是有计划的。回到村里，大家猜测了好久，有人说是高阳的鬼子派人干的，有人说是红枪会干的，还有人说是人民自卫军派人干的。
第二天，孟庆山遇刺的消息传开了，消息越传越远，越传越玄，甚至有人说孟庆山受了重伤。游击军政治部也感到孟庆山的安全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要出了好歹，几万游击军就会四分五裂。经过研究，孟庆山的警卫员增加到20余人。另外，出远门，要由警卫连护送。
1938年4月21日，冀中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冀中区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安平县城召开，会议代表500多人，代表着全区8000多名党员。会议整整开了12天，5月2日结束，大会分析了冀中地区斗争形势，总结了建军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经验，确定了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大会选举黄敬、鲁奔、孟庆山、吕正操、张君、周小舟、孙志远等为冀中区委委员、黄敬为书记，鲁奔为副书记。
为解决抗日武装中党的领导力量薄弱，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互相猜疑、互相摩擦，干部中本位主义严重及军阀主义、农民习气等问题。5月4日，八路军总部命令，冀中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军区领导机关由纵队领导机关兼。吕正操任司令，孟庆山任副司令，李英武任司令部参谋长，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熊大正任供给部部长。纵队下辖4个支队（军分区），每个支队下辖4个团。第1军分区（7支队）司令员赵承金；第2军分区（8支队）司令员于全伸；第3军分区（9支队）司令员沙克；第4军分区（10支队）司令员孟庆山兼。安平的回民干部教导队开赴河间，与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教导队合编成“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1939年7月，该部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两个月后，红军干部郭陆顺去当政委。
活动在霸县、永清、廊坊一带的独立第1支队，1938年秋天改为第5分区，司令员朱占魁。
1940年8月，中共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决定，冀中军区所辖的第1、2、3、4、5、军分区改称第6、7、8、9、10军分区（地委、专署依次类推），这种番号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孟庆山在改编中，担任了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兼4分区司令员。他的工作重点，着重放在了4分区上。
1939年春季反“扫荡”结束后，孟庆山经人介绍，认识了国防剧社的女宣会队员，18岁的黄克。
黄克原名王青园，1921年6月出生在河北省新城县一个律师的家庭。后在新城简易师范上学。
“卢沟桥事变”后，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她立即约了同学吴颖一起去投军。
她们在新安镇找到了河北游击军第8路军政治部，被分配到安新县妇女部工作。后来，又被安排到了地委政治训练班，负责每天上课讲抗日战争中的政策和游击战术。上了几天课，日本鬼子来进攻新安，在地委书记吴建民、专员罗玉川的带领下，训练班100多个学员开始反“扫荡”。在反“扫荡”中，她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1938年12月初，黄克随政治训练班转移到蠡县，渡过潴泷河，接近莲子口村，莲子口村住的是第9军分区司令部，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兼九分区司令员孟庆山和警卫营驻在莲子口村。进村后，政治训练班的学员们受到了热情接待，黄克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粗眉毛军人从屋里迎出，热情地和地委书记吴建民、专员罗玉川亲切握手。有人小声介绍说：“那就是孟庆山……”
黄克仔细地看了看他刚毅的面孔，这个传奇式的人物，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学员们在这里重新安排工作，黄克被分到了第9分区的国防剧社，担任国防剧社女生队队长，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1939年春季反“扫荡”持续到夏天。潴泷河大水泛滥，阻碍了敌人活动，一段相对安定的时间到来了，国防剧社随9分区机关又回到了莲子口村。
这天，分区宣传科长找她谈话，她还以为是谈剧社的工作，哼着歌，蹦蹦跳跳来了。科长让她坐在破旧的八仙桌边，自己靠在炕沿上，说：“孟司令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过去斗争艰难，一直没找上对象，现在已三十二岁了，咱们帮他找个对象吧。”
“行啊！”黄克扬起脸，高兴地问：“你看给谁说吧？”女生队有十几个年轻姑娘，黄克不知他说的是哪位。
科长笑咪咪地指她鼻子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
“什么！我……”黄克惊讶得眼睛睁得老大，半晌，明白过来，连连摆手，打机关枪似的说：“不行、不行、我不行……人家是老革命，思想觉悟高，工作经验丰富，我刚参加工作……”
“那多好啊，你们可以互相帮助，他帮你提高思想觉悟，你帮他学习文化。”科长笑着说。
“不行、不行！……”黄克红着脸说。
“孟司令岁数虽大些，又没文化，可是，是一个很有水平的领导，他……”
“不行啊，真不行！”黄克说着，捂着发烫的脸跑出去。
不久，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和宣传科长又一起给她谈了话。告诉她孟庆山很快就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希望她能在孟庆山走之前把事定下来。黄克说了自己的想法，她说：“孟司令去延安，我想和他通一阵儿信，互相了解一下，再最后确定。”
李天焕也是老红军，他用大哥哥的口吻劝她：“你想通信互相了解，这很好，可是环境不允许。战争年代，好多情况的处理，都是用非常方式，其中包括爱情、婚姻，希望你能服从组织的介绍。”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领导找黄克谈了4次话，她终于同意了。1939年9月下旬，黄克和孟庆山结了婚，婚事办得很简单，政治部为他们写了证明，证明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愿意结为革命伴侣。
然后，办了两桌菜，买了几瓶红薯干酒，请司、政、后领导和科长们喝了一顿。
11月初，结婚刚一个月的黄克，就登上了去晋察冀军区学习的路程。正好孟庆山要去晋察冀军区开会，就陪她一同去。
进入了太行山，聂荣臻司令员听说这对新婚夫妇来了，请他们在阜平县城南庄吃了一顿饭，艰苦的岁月，还派人到老乡家买了两只鸡。席间，聂司令抱歉地笑着说：“现在部队和群众生活都很苦，这顿饭……”
黄克心里很不安，赶忙插嘴：“这就不错了，我来北方局党校学习，孟司令正好开会，就一起来了。”
聂司令员爽朗地笑了：“好、好，咱们是来工作的，不是专为吃饭的。”
在城南住了一宿，第二天，黄克到了北方局党校驻地——阜平县台峪村。孟庆山开完会，很快又返回了冀中。
在北方局党校，黄克像其他学员一样，发了一身灰军装，每天早上出操、跑步，然后听课、讨论、写体会，紧张得很。就这样学习了3个多月，黄克发现自己怀了孕，她没声张，一直坚持到学习毕业。
开过了毕业典礼，第二天孟庆山的警卫员小董就来接她。下午，黄克收拾了一下，就骑着小董带来的大骡子上了路。
过了两天，出了山。黄克充满着喜悦，催促着大骡子加快脚步。快到任丘县时，大骡子失了前蹄，一下子将黄克摔了下来，黄克躺在地上，只觉得腹中一阵阵剧痛，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下，她痛得咬住嘴唇，心里暗暗叫苦，看样子要流产了，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警卫员小董也下坏了，围着她直转，不知怎么是好，黄克咬着牙坚持着，过了好长时间，疼痛渐渐轻多了，看着天色已晚，她让小董扶她骑上骡子，继续赶路。
半夜，到了任丘县第9军分区司令部驻地，孟庆山喜悦地把她接进屋。在这里住了几天，黄克经常觉得不舒服，加上鬼子又开始“扫荡”，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和孟庆山商量之后，安排她到9分区留守处。留守处在完县神北村，那里是半山区，稍安全些。不久，黄克在神北村生了一个女儿。
1939年的春季“扫荡”中，日寇又到孟庆山的家乡围剿，孟庆山的父亲孟宪耀和两个儿子及儿媳妇不得已逃到我军驻地的安平县。不久，形势愈发紧张，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得知这一情况后，安排部队将他们接到铁路西的完县神北村，那里是抗日根据地。孟庆山的三弟媳妇和不到1岁的儿子也住在这里。一家人算是团聚在这个小山村了。
路西各县几乎都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年年都要遭到日寇“扫荡”。
1941年春天，日本鬼子“扫荡”完县，在一个山洞里，将孟庆山家的奶姆和小女儿以及三弟孟庆三的爱人和儿子搜了出来，让一个12岁的男孩辨认。几个月前，这个男孩在9分区卫生部当卫生员，和孟家住在同院。一次泼洗脸水时，泼在了孟家台阶前。上了年纪的孟宪耀发了一顿火，和这男孩子吵起来。于是，这男孩子便记下了仇。当日本鬼子抓住他，让他辨认抗日家属时，他便指出：“这妇女是孟庆山家的奶姆，抱的是孟庆山的孩子。”又指着孟庆三的爱人说：“这是孟庆山的兄弟媳妇。”
日本鬼子早对威名赫赫的孟庆山恨之入骨，听完他的话，抓过孟庆山的女儿狠狠摔到山坡下，奶姆赶紧去救孩子，被鬼子冲肚子上“啪”的一枪，打倒在地。然后又跑到孟庆三爱人面前，抢过她的孩子，扔到山沟里。接着，拴着她头发把她吊到树上，打她、踢她，让她供出我军后勤机关埋藏的给养在哪里？还有谁是八路军家属？她虽然被打得不断惨叫，但始终没有供出其他的情况。鬼子撤退时将她抓走了。
反“扫荡”结束后，黄克才知道，鬼子“扫荡”中打死了奶姆，把自己的小女儿摔死在山沟里，抓走了兄弟媳妇……听到这些消息，黄克十分悲痛。她回去看了看饱受折磨的公婆，又以更大的力量投入了工作。
1940年初，孟庆山率部从王力村突围后，很快接到晋察冀军区的电报，通报党中央开始筹备第七次代表大会，部署各大单位选举代表。孟庆山是拟定的冀中军区的代表，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民主选举，他顺利当选。不久，晋察冀军区再次发出电报，指示参加“七大”的人员逐步到晋察冀军区驻地阜平县集中。孟庆山交代了工作，做了详尽的准备，集中了一部分准备去延安的代表和其他人员，昼伏夜行，穿过平汉铁路，经完县、曲阳至阜平县。
在城南庄一间普通的农舍里，他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聂司令员和他亲切握手、让座，并亲自给他倒水。待他在长凳上坐下，聂荣臻司令员给他交代了任务。他说：“老孟，党中央要召开‘七大’，让我们晋察冀出一些代表。现在人名已经定了，发下了通知。各地委、分区的有关人员正在做准备，有的已经登上了进山的路程……”说到这里，他到桌前看了看月份牌，又说：“因为斗争复杂，通知发的早一些，以便让一些同志适时穿过封锁线和敌占区到山里。估计三四月份能集中齐，争取五月出发，六七月份到延安。”
孟庆山点点头。
这时有机要人员给聂荣臻司令员送电文，他接过电文看了看，批了两个字，送还了机要员，说：“吕正操护送的一批干部过平汉线没过来，退回去了，得过一阵儿。”说到这里，他沉思了一下，布置道：“去延安的人员大概有150人左右，为了安全到达延安，这些人组成‘东进支队’。”
“政治部主任舒同总负责，陈伯钧是大队长，你军事上比较熟，当参谋长，你们要争取把这些干部安全地带到延安。”
1940年6月9日，“东进支队”从阜平出发，经长城岭、石咀、耿镇、北高洪口，翻越五台山，逐步进入游击区，接近敌占区。孟庆山越来越警惕，他和陈伯钧商量后，把一个警卫连放到支队后面，由侦察员前后联系，观察四处敌情。
支队进入山西定囊县境，遭遇到敌人的包围，“东进支队”被迫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在遭遇战中，河北省委书记鲁奔、地委书记吴建民牺牲。另外还损失了几十名同志和随身带的一些驮子、物品。
孟庆山、陈伯钧、舒同把打散的同志又收拢组织起来，继续向延安进发。走了三四天，到了八路军第120师驻地——晋西北的娄底村。贺龙师长听说路上出了问题，赶紧派出队伍接应。
在娄底村，孟庆山等同志向贺龙师长讲了队伍被敌袭击经过。他讲完，心理很难过，几乎掉下泪来。贺龙师长看他这个样子，安慰他：“老孟，不要想的太多，大部分同志不是都过来了。你们在这里休息几天，我再派人去找一找失散的同志。”
在娄底村住了三四天，边休息边整顿。重新编了组，确定了负责人。前卫连、后卫连警卫不力，两个连长撤职当伙夫，任命了新的连长。
离开娄底村时，贺龙师长又送给孟庆山4匹马。他带的6匹马都在遭敌袭击时丢掉了。
过了黄河，完全成了我军的地域，支队加快了速度，第4天，到了距延安不远的瓦窑堡。安排妥大家的住处，孟庆山和舒同、陈伯钧一起到杨家岭，找中央组织部汇报情况。
在汇报中，孟庆山多次沉重检查自己指挥不当，使党的干部遭到损失。
对此事，中央有关部门进行了慎重的调查、处理。根据事实分析，主要是陈伯钧不听孟庆山的劝告，导致发生以上损失。因此，给了陈伯钧处分。处分了陈伯钧后，孟庆山几次找到有关负责同志，要求给自己处分，撤掉陈伯钧的处分。负责同志拒绝了他的要求，反复给他讲道理：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这些事不能顶替。
孟庆山在总政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看党代会开会时间迟迟定不下来，又考虑到自己文化程度低，心想，何不趁这段时间学习点文化？他把自己的想法向总政领导讲了，领导也非常理解他的想法，很快安排他去军政学院学习。孟庆山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去报到。在那里，他又结识了很多战友，如贺炳炎、余秋里等。1941年5月，爱人黄克也来了，分别的夫妻又聚到一起。
1945年4月至6月，孟庆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作的工作报告。对于聂荣臻司令员所作的报告《晋察冀党在执行人民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晋察冀边区、军区的主要领导、曾经在冀中工作过的一些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转眼间到了1945年8月8日，这天“日本鬼子投降了”的消息传到了延安，延河边，欢乐的人群打着火把，敲着锣鼓在游行，火把的光芒照亮了延河水。孟庆山和妻子黄克立即融进了欢乐的人群。坚持多年的抗战终于胜利了，孟庆山归心似箭，向上级提出，要求回冀中。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立即布置大批干部返回各个根据地受降。孟庆山很快接到通知，让他回晋察冀军区。孟庆山简单准备了一下便与黄克及秘书、警卫员出发了。黄克用毛驴驮着两个筐，筐里放着两个孩子孟进和孟迅。过了黄河，就开始翻山越岭，他们牵着牲口，走了近两个月，才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张家口。在军区临时招待所住下，孟庆山立即去军区报到。聂荣臻司令员在百忙中约见了他，对他说：冀中的情况你熟悉，还是回冀中。
在军区司令部的安排下，孟庆山一行很快返回了冀中，担任第九分区司令员职务。
1946年12月，孟庆山和大家一起转移到河间黑马张庄住，他又改任河北省军区人民武装动员部部长。
1947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先后来到了平山县西柏坡。这里就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秋天，孟庆山和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一道去西柏坡看望中央首长。毛主席、朱德等领导先后和他们谈话。
转眼间到了1948年年底，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与华北军区部队一道，将国民党傅作义部分割分包围在津、京、塘地区。孟庆山和其他同志一道，投入到为平津战役的准备工作中去。他们动员了几十万民兵、民工，破冰运粮，将大量粮秣沿大清河送往天津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平津战役。
1949年4月，河北省军区机关与省委机关进入敌人盘踞多年的保定市。9月，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的林铁问孟庆山：“老孟，你是留在军区啊？还是去分区？”
忠厚的孟庆山考虑自己文化水平低，就说：“我还是到分区去吧。”就这样，早在1938年就担任冀中军区副司令员的孟庆山，又“降职”到石家庄军分区当司令员。
有些冀中的老同志不平地说：“抗日战争开始时，你就是副军职。怎么现在又降到师职了？”
孟庆山笑笑：“在哪里都一样，都是革命工作。”
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新中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孟庆山在石家庄军分区当了一年多司令员。1950年9月，中央军委下了命令，任命孟庆山为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孟庆山很快去驻保定的省军区机关上任，同时还兼任了河北省国防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不久，国家给伤残军人评残，孟庆山战争年代6次负伤，留下很多后遗症，被评为甲级二等残废军人。省军区给他在保定淮军公所安排了一个小四合院，供他全家居住。
孟庆山担任河北省国防体育委员会主任后，尽职尽责。他常年和运动员们在一起，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当时，贺龙担任全国国防体育委员会主任，孟庆山和他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在冀中的友谊持续到了建国后，孟庆山经常给贺龙汇报工作，贺龙夸他：“强将手下无弱兵。”闲聊时，贺龙还多次提起第120师到冀中时，冀中军区给补充的大量新兵，使部队得到发展壮大。贺龙还送给孟庆山一支捷克式猎枪留念。
1953年3月，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逝世，中国举国哀悼，到处拉汽笛，孟庆山觉得血压一下子高了上去。4月，设在保定市府前街的河北省军区保育院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孩子们掀开席子，把炸弹拿到院子里敲打。“轰隆”一声，炸弹爆炸了，七八个孩子倒在血泊中，孟庆山的儿子小熊不幸也在其中，被炸死。孟庆山的血压更高了，鼻子开始淌血。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的林铁对他非常关心，劝孟庆山：“老孟，不要工作了，到北戴河疗养院休息一段时间吧。周总理知道了你的病情，让安排你休息……”
风起云涌的战争年代结束了，曾经在冀中一呼百应的孟庆山的使命似乎也要结束了，孟庆山答应：“好吧，我去北戴河休息。”
几天后，孟庆山到了中直机关设在北戴河联蜂山下王户庄边的疗养院。这里原来是荷兰领事及一些外国人的别墅，随着解放战争的炮声，外国人都跑了，河北省政府就将这里改为疗养院，专供伤残的老红军、战斗英雄疗养。
这是一座很大的院子，孟庆山边治病，边带领警卫员、炊事员、司机开荒种地。不久，爱人黄克也来到北戴河。
黄克先在专署民政科当秘书，又调河北省军区当秘书，1952年转业到省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1953年8月，她被任命为北戴河海滨区副区长，领导照顾她，既让她能照顾丈夫，又能工作。
1954年底，孟庆山的病好些了，他不想再休养，就离开北戴河，到北京找华北军区请求安排工作。
华北军区司令员杨成武约见了他，详细问了他的病情。他建议孟庆山在北京住一段时间，全面检查一下。然后派人给孟庆山安排住房。
很快，办事人员给孟庆山在清华大学附近安排了一个小院。
1955年中期，军区开始为授衔做准备工作。有关领导多次征求孟庆山的意见，究竟给他评定什么军衔合适。孟庆山的情况有些特殊，红军时期他就是团职干部，在抗日战争中是军职干部，但是，他现任的职务却是省军区副司令员。吕正操拟定上将，孟庆山似乎定为中将较合适。而且，他的许多战友如余秋里、陈伯均也拟定为中将军衔，他的许多部下都拟定为少将。
孟庆山中肯地说：“评定什么军衔我都没有意见，我文化低、工作能力不强，应该低一些。”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仪式开始举行。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头天傍晚，任北戴河海滨副区长的黄克突然接到由公安局转来的，河北省军区的电话，请黄克同志明天务必赶到北京，西单大华招待所有人接。
黄克吃了一惊，心想是不是孟庆山心脏病又犯了？1952年孟庆山曾闹过一次心肌梗塞，几乎丧了命。次日一早，她赶紧出发。黄克风风火火地赶到了西单大华招待所，一进门，看见院里站着穿新军装的孟庆山和省军区政委王奇才，心里才落下一块石头。她不解地问：“你们急急忙忙叫我来干什么呀？”
王奇才笑着说：“周总理让请的，上午授军衔，下午举行宴会，周总理一定让把你们这些‘贤内助’请来。丁一也来了。”丁一是王奇才的爱人。
黄克这才注意孟庆山和王奇才都戴着金灿灿的将军军衔。
孟庆山压抑不住心底的喜悦说：“上午授衔时，中央首长都去了，给我授衔时，毛主席还问我话了……”
黄克听完孟庆山的叙述，心里也非常激动，默默想着：“毛主席啊！毛主席，你管着天下大事，曾见过的战友多如天上繁星，每一颗星星都在您心头闪亮……”
傍晚，中南海的草坪上，微风轻拂、草木无尘，月光、灯光闪闪烁烁；一弯银墨色的天，一片光明如昼的地；中南海的湖水里，碧波荡漾，荷叶婷婷，映衬着远处的红墙绿瓦、近处的亭台楼榭……几十桌丰盛的酒席摆在草坪上，摆在煌煌的灯光下，元帅们和他们的夫人来了，将军们和他们的夫人来了……晚7时整，周总理健步走上讲台，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元帅、将军们的健康，为了他们的夫人们健康，干杯！
孟庆山高高举起酒杯，和大家一起喝下甜酒，周总理风度翩翩，谈笑风生，来往各桌敬酒……他来到桌前，和孟庆山、黄克及其他人碰杯，孟庆山百感交集，他似乎又想到了反“围剿”中央苏区的战场、又看到长征中的茫茫草地，又听到了反“扫荡”的枪声……不！他什么也没想，欢乐和激动充溢了他的胸怀。
宴会结束，大家步入怀仁堂，毛主席、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就坐在孟庆山、黄克前面，孟庆山和黄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他们也不时回过头来，微笑着向熟人示意。孟庆山觉得，他们也在向自己微笑，他们是国家领导人，也是自己的长兄。
在锣鼓点中，开演了京剧《甘露寺》，该剧反映了三国时期蜀、吴联合抗操，刘备与孙权的妹妹喜结良缘的有趣故事。著名艺术大师梅兰芳饰孙权。李多奎、袁世海等也都扮演了角色。诸位艺术大师们饱经旧社会的坎坷，今日愿为新中国的功臣们献艺。台上，艺术大师们演得惟妙惟肖，技艺炉火纯青，唱起来不遗余力，字正腔圆。正是：《甘露寺》，似甘露，甘露一曲谢知音。
授衔后，孟庆山回到河北省军区机关驻地保定，仍旧任河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和河北省国防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继续他的工作。
1958年，河北省军区随省委一道迁往天津，孟庆山也来到天津。
1959年，孟庆山当选为全国第三届政协委员。
孟庆山家住天津云南路87号，这是一座漂亮的小楼。省军区司令、政委考虑孟庆山资格老、功劳大，就把这座最好的房子安排给他。
天津解放后，大批冀中的干部进入城里，这些人，有的是孟庆山的老部下、有的是老战友。大家尊敬他、敬仰他，时常有人来看望他。同乡、作家梁斌经常到孟庆山家里聊天，并且把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旗谱》送给孟庆山征求意见。1960年的春天，梁斌来到孟庆山家，把自己刚刚出版的书送给孟庆山。大家一起回忆当年叱咤风云的岁月，感慨万千。
为响应党中央培养接班人的号召，1965年下半年，孟庆山和省军区政委王奇才一道主动要求退休，以便给年轻的同志腾出位置。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孟庆山退休了，辞退了秘书，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1969年除夕的晚上，孟庆山突然大面积脑溢血，次日清晨送到解放军第254医院。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到处找不到人，后来找到一位主治医生和一名医师，也是遭到批判后的“留用”人员，没有条件采取积极治疗。孟庆山昏迷3天后，北京的一名专家和几个医生才赶到，但为时已晚，孟庆山于1969年2月17日病逝，终年63岁。
1969年2月22日，北京军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孟庆山召开了追悼会，北京军区首长和在京的各军、兵种代表参加，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致悼词，再次肯定了孟庆山冀中抗日根据地创始人的地位。
一个英雄人物的生命结束了，但他与辉煌的冀中抗日斗争史同样永存。
后记：孟庆山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其实，按照资历和战功以及当时的军衔评定条例，他应该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主动要求上级降低他的衔级，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无私境界。由于他过世较早，现在许多人对他不熟悉，但他与他的战友们创建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却为党和国家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了孟将军后人的帮助，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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