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俄国的彼得大帝，强制性地提高表面上的西欧化之后，那些西欧化的俄国人，构成了俄国的知识阶级，任务是把俄国人带入西欧社会的生活方式。结果，这些人与俄国同胞隔绝了，有许多人在十九世纪移民到西欧各国，又得不到由衷的安乐，因为文化不同，难以融入。

    明治以后的日本，要求改变长期锁国所造成的落后状态，同样热衷于向欧美各国学习。一直到现代，提起知识分子，不是根据这个人有多少优秀的智慧，而是看这个人懂得多少欧美思想和学说来加以判定的。知识分子从知识的理性，学到分析和区别的能力。结果拆毁了自己的根基，反而威胁到自己的存在，真是何等不幸。

    放眼看欧美社会，知识分子之间用“专业”来打造封闭的小圈子，与别人隔绝，只活在同行的圈子里，不但和大众隔绝，而且和其他专业保持距离。科技急速发展，知识愈高深愈专门化，说出来的话大家都听不懂。这样，迟早会陷入偏见，产生成见而不自知。

    平心而论，要成为知识分子，至少需要充分的时间和金钱，两者缺一不可，而且都必须相当充裕，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担的。何况每一个人，天赋的智能并不相等，同样有时间有金钱，先天智能不足，根本无法研究高深知识。要成为知识分子，有实际的困难，虽然后天的努力可以获得相当的弥补，毕竟不是每一个人想做就能够如愿地完成的，这就是命运。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分子最好自觉，从社会取用很多资源，花费特别的教育投资，相对也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必须为社会负起更多的义务。

    任何人在成为大众或知识分子之前，基本上都是人。大众对知识分子的敌意，知识分子对大众的高傲，对整个人群社会而言，总是不好的现象。而造成这种隔阂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知识，而在于德行。知识分子不能包容大众，大众也不能欣赏知识分子，是德行在作祟。

    和孔子同样受人尊崇的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把知识当作道德的本质。《大学》所说:“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证明道德来自知识，没有知识就没有道德。

    一般大众之所以看不起知识分子，真正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的品德修养欠佳。高傲的态度，加上不通的语言，简直不把大众放在眼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受西方影响，盲目主张智慧财产权，用来剥削大众知识的权益，当然更难获得大众的欢迎，认为“百无一用是书生”。

    倘若孔子当年主张智慧财产权，大家会尊称他为万世师表？儒家思想能够发展得这么好、影响这么深远？

    嘴巴上说道义，心里想的却是功利。口头上说为别人着想，内心完全不是如此。口口声声欢迎光临，实际上有口无心，服务并不到位。没有钱不服输，有了钱很狂妄。说穿了，便是利字当头，义气全不见了。

    义气为什么不见了？我们猜想是被领带束住了，把心和脑的通路束缚得太紧，以致气不能通。曾经有人说过:当年成吉思汗西征，俘虏了很多洋人，把他们的头颈系以草绳，拉扯着随军行进，好像牵牛一样，不怕他们脱队。后来，西洋人把领带打在头颈上，来纪念这个耻辱的事件。想不到现代中国人，也惟恐不能把自己当做牛，争先恐后地自动套上领带。如果这种传言属实，成吉思汗地下有知，必然也十分后悔，因为欺辱别人的子孙，结果必然不可例外地欺辱自家的子孙。

    义是宜的意思，义气便是适宜通畅的气息。不但口气合理，心和腹的气要畅通，凭良心动脑筋，自然讲义气。被领带束得不能凭良心思虑事情，难怪只讲利害而忘却通义。希望女性同胞，围巾不要拉得太紧，多发挥一些良心道义，看看能不能解放当前的社会危机。

    西方的道德以个人为本位，希腊崇尚自由，耶稣鼓吹平等。个人主义思想，尤其重视人权。工业革命以后，机械代替人力，个人的活动机会，大幅度增加。自由交易、自由结构、自由竞争，更加助长了个人主义。他们的家庭组织力求简单，以夫妇为中心，子女结婚后便另立门户，父子夫妇，各有私人财产，并无家庭共有，人将死时，可以任意处分遗产，赠予子女或捐献给他人，悉听尊便，家庭观念淡薄，家族企业也不是主流，亲戚往来，和朋友一样，未必特别亲密。

    我国的道德则以家族为本位，五伦之中，属于家族的部分，有夫妇、父子、兄弟三种。君臣好比父子，朋友有如兄弟，推开来便是四海同胞，天下一家。一人为善，则全家族同感荣耀，一人作恶，全家族都有受辱的感觉，甚至于一人有罪，全家族都要受到牵连，以致家人关系密切，休戚相关，而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念头。家族企业便是家族主义的发扬。成中英教授认为家族化并不是缺点，只是把外人分得太开才产生很多弊病。有人说，中国太家族化了，而日本不讲求家族化，成中英教授却指出:日本是含收的家族化，对所用的人，全都使用安抚的心理，使其与企业共存亡。换句话说，以家族为中心，将朋友、所用的人都包含起来，将其视为家族的一分子。我们比较不赞成的是排他的家族化，把与自己没有家族关系的都视为外人，而强烈加以排除。只要将排他的家族化转变为含收的家族化，家族企业仍然更加接近中华文化的要求，并没有什么不好。

    在管理上，西方重视制度，我国则重视恕道。《大学》说，居上位者不可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态度来对待部属，部属也不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不良态度来对待居上位者。凡是在前面的人，不可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不好态度来对待后面的人，凡是在后面的人，也不可以用那些令人不满的不良态度来对待前面的人。左边对右边，右边对左边，也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实在可以补制度的不足。若是制度加上恕道，岂非更加妥善！

    人为万物之灵，竟然搞不过头颈上这一条领带，弄得非它不可，否则就不能和国际接轨，请问是什么道理？即使暂时摔不掉，也应该放宽松一些，好让良心和脑袋畅通，使伦理与管理合一。中国式管理的道德性得以彰显，才是全人类的福气，全宇宙的真正演化。